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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，今日中国是一个极度矛盾的社会，它有五种显而易见的基本冲突：一是知识体系；二是资本与权力；三是国族利益；四是技术与伦理；五是代际。这些文学期刊有哪几本能呈现出这个辽阔的现实？基本上都有一个视野与思想力匮乏的问题。现实每天都在野蛮生长，少有人能找到进入的通道，不是煽情就是矫情，或者说书人的格局，无法对剧变的时代给出一个丰富、深刻的解读。说书人不是不好，还有多少人愿意守候在茶馆里听那声惊堂木响？小说只有摆脱说书人的脸庞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艺术中的一种，才能向死而生。今天许多小说文本的思想深度甚至要落后于普通公众，除了自以为是的道德感，连起码的逻辑与常识都不具备，这怎么可能让读者对他们的大作有兴趣？小说家要在路上，要有对世界广阔性的追求，在这个奇异旅程中，不断地发现自我与另一个维度的事实，这是“广度”；“深度”是小说家终其一生要与之搏斗的事物。因为“我的任何描述总是打开通往更深远之处的门”。以赛亚·伯林在《浪漫主义的根源》里对“深度”有极精辟的阐释。深度与广度的出发点，都是“我”，不是“我们”，充满不确定性，是自我怀疑的、否定之否定式的。而我们自信的小说家多半热爱上帝的视角，太热衷于扮演道德帝与做价值判断或宏大叙事，通篇陈词滥调，一地鸡毛。时代变了。小说并不比现实拥有更多的特权。小说家也要像诗人那样懂得说，也必须说，“我不知道”。
